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是有蓝本原型的，在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、《宋江三十六人画赞》中，都有“行者武松”。而且，龚开在《宋江三十六人画赞》中还有一首描绘武松的四言诗：汝优婆塞，五戒在身。酒色财气，便要杀人。

仅此而已，其他任何历史资料中都查不到武松其人，武松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。所以，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武松，恐怕就难以查证了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主要是依据龚开的四句诗作为人物线索，塑造了英雄武二郎的形象，这个武松就更没有历史了。

书中还为武松塑造了一个哥哥武大郎，这个形象更是虚构的，只能说是小说中的武松有这样一个哥哥，武松无历史，也就是没有历史上的哥哥了。

但是，有些史料却信誓旦旦地说历史上真有武松，而且有“打虎”的事迹。还有的说，武松有原型，施耐庵是“历史上”武松的表哥，那就是武大郎的原型了。

难道说，历史上的武松有个哥哥，他就是施耐庵？

杭州武松是根据水浒传虚构的

据一些地方志记载，武松是杭州的流浪艺人，其人高大威猛，武功高强，也颇有侠义之气。杭州知府高权十分喜爱这个民间侠士，便把他招进府衙，任用为都头。后来，又提拔武松为提辖……。

写到这里，我便不能容忍了。这段比故事还故事的“记载”，都是抄袭《水浒传》的。北宋时期，州府衙门是没有都头的。据《资治通鉴》等史料说，都头，原本是唐代设立的武职，中唐时期，都头就是军中统帅。

《宋史·兵志》没有记载“都头（军头）”，而《资治通鉴长篇》中却有：“副兵马使、副都头阙，并转员后，取拣诸军军头、十将补填”。也就是说，兵马指挥使之下设有都头、副都头，以下还有十将、将虞候、承局和押官，副都头出现了空缺，就从十将中选拔补任。

“都头”一职很复杂，以上所举的史料只是说明，都头在是军队的武职，官还不小，肯定要比提辖大。高权任武松为都头，显然与史料出入非常大，倒是非常符合《水浒传》的“都头”。

因而，杭州武松的“都头”出自《水浒传》而非史料。

地方志说，因为武松表现很好，高权又提拔他做了提辖。武松的官越做越小，这就更可笑了。

北宋时期是没有提辖这个官职的，《宋史·职官七》中说：崇宁中，复置提举兵马、提辖兵甲，皆守臣兼之。掌按练军旅，督捕盗贼，以清境内。

崇宁是宋徽宗的年号，杭州武松则是活跃于宋徽宗时期的“历史人物”。宋徽宗重新设置“提举兵马、提辖兵甲”，并不是一个官职，而是给镇守地方的大员增加了一项工作职责。“提辖”被设置成一个官职，是在南宋绍兴六年之后。

《文献通考·职官十四》中，详细记载了提辖这个官职的由来:" 绍兴六年诏，杂买务杂卖场置提辖官一员。"

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南宋与金国媾和，划定疆界，在边界互开榷场，开辟南北贸易，提辖就是管理杂卖场的官员。北宋时期没有提辖这个官职，高权难道穿越到南宋，给武松“借”了一个官位？

《水浒传》中，把提辖写成了一个军职，这是借用了南宋时期的官名。而且，鲁提辖、杨提辖等，其故事中都隐约能够看到真实提辖的影子。

仅从都头、提辖这两个官名来稍加考证，杭州武松不就是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吗？施耐庵笔下的武松不是历史上的人物，杭州武松还有多大的可信度呢？

杭州武松与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是同一个人物，只有蓝本没有历史记载，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，这个武松排行第二，他有一个哥哥叫做武大郎。

武松打虎难道是武松杀蔡虎吗

杭州武松得到高权的重用和信任，便知恩图报。高权后来被蔡京的儿子蔡鋆陷害，离开了杭州，“武松”也被赶出州府衙门，再度成了流浪艺人。

蔡鋆做了杭州知府，为非作歹，鱼肉百姓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，被当地百姓称为“蔡虎”。武松行侠仗义，公愤私怨一齐发泄，乘蔡鋆外出，以利刃杀了蔡虎。有人认为，这就是“武松打虎”的故事原型。

杭州武松杀了蔡虎，却没有水浒武松那般幸运，他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打虎英雄，而是被官府抓获，死在了囚牢之中。

这段故事不是“历史”，同样抄袭于《水浒传》，只不过又演义了一回而已。

杭州知府是否有高权这一任，我做过考证，并没有在北宋徽宗时期查到这样一个知府。而杭州没有“蔡鋆”这个知府，则是肯定的。

《宋史·蔡京传》中说，蔡京“子八人，壝先死，攸、翛伏诛，绦流白州死，鞗以尚帝姬免窜，余子及诸孙皆分徙远恶郡”。这八个儿子中，没有一个叫蔡鋆的，更没有说蔡京有个儿子做过杭州知府。假如蔡京真有一个做杭州知府的儿子，一定是会在蔡京传中记载的。因为，蔡家出了四个大学士都逐一记录在案，其中包括蔡攸的儿子蔡行。

蔡京给儿子们取名，除了老大蔡壝外，其余几个的名字中都有反文边，蔡鋆的“鋆”有反文边吗？因而，蔡京的儿子蔡鋆肯定是一个根据《水浒传》的奸臣蔡京而虚构的人物。

那么，杭州为何就能够虚构出一个武松呢？我想，大致有三个原因。

第一，高儒曾经在《百川书志》中说，施耐庵是杭州人（钱塘），《水浒传》的作者就有“钱塘施耐庵”一说。既然施耐庵是钱塘人，杭州出一个武松，以及武松打虎的故事，岂不是很正常吗？但是，《百川书志》“多讹误”，后世学者没几个人以此为考据典籍。

其二，续书《征四寇》说武松成了残疾，在杭州六和塔出家。但是，古怪的是，这个武松并没有死于囚牢，而是活到了八十岁。这其中的古怪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自金圣斩掉《征四寇》之后，相当长的时间里，《水浒传》只有七十回本刊行，这个武松没有出家杭州六和塔。大概，当年的地方志编纂可能是以金圣叹贯华堂本为据，塑造了一个杭州武松。后来，百回本“水浒全传”问世，于是，就多出一个杭州武松了。地方志听之任之，乐得有两个武松落户杭州。

其三，或者杭州曾经有这样一个流浪艺人，其人大概也有侠义之举，传闻久了，便按照《水浒传》的路数把这个义士变成了武松。

无论怎样，杭州武松不是《水浒传》中武松的历史原型，而是来自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。这个武松肯定就有哥哥了，他的哥哥就是武大郎——重要的事再说一遍。

施耐庵就是历史上的武大郎？

据说，施耐庵曾经加盟过张士诚的义军，充当过幕僚。而举荐施耐庵聚义的人，是一个叫卞元亨的人。卞元亨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，张士诚手下的战将。而且，自从此人与“施耐庵”搭上关系后，就成了武松的原型。

最先，卞元亨打虎的故事出笼，说此人曾经踢死过一只老虎。后来，还半遮半掩地说卞元亨杀过嫂。这还有什么说的，卞元亨就是武松的原型了。

卞元亨生于元致和元年（1328年），“施耐庵”则生于元贞二年(1296年)，如此，历史上的这个武松就有一个哥哥，那就是施耐庵。只不过，这个哥哥是表哥而不是亲哥。难道，施耐庵就是武大郎？

如此言之凿凿，难道是真的？其实，这个武松比杭州武松还要假，还要荒诞不经。因为，这个“施耐庵”本身就是伪造的。

施耐庵参加张士诚起义，不知是如何考证出来的。但是，这个施耐庵却是出自一个虚构的王道生，以及他所虚构的“施耐庵墓志”。

我认为，历史上并无王道生其人，“他”所撰写的施耐庵墓志铭也是错漏百出，不堪一驳。此处，我只举“施耐庵墓志”中的一处荒谬得不堪入目的错误，来揭穿这个假“施耐庵”。

先生之著作，有《志余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隋唐志传》、《三遂平妖传》、《江湖豪客传》——即《水浒》。

“——即《水浒》”原碑文是否有，我保留怀疑态度。而墓志中说施耐庵写了《三国演义》，那就是耻辱性的谎言了。

《三国演义》是罗贯中所著，为了霸占版权，王道生撒谎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。其实，罗贯中的原著在嘉靖壬午年刊行时，叫做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明末清初时，毛纶、毛宗岗父子修订这部小说，重新命名为《三国演义》。

到底是施耐庵穿越了，还是“王道生”是天外来客、世间活神仙呢？

施耐庵绝对不是“王道生”谎言中的施耐庵，他绝不可能死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张士诚死的时候（1367年），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恐怕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。

施耐庵不可能因卞元亨而做张士诚的幕僚，因而，他绝不可能是武大郎。

施耐庵至少活到了明朝迁都之后

我在前一篇讲“景阳冈的主要内容”的文章中，解读了阳谷县景阳冈，这个地方不是真写山东东平府的一个县，而是实写的南京城。此处，我再简要地讲一遍。

景阳冈打虎以及阳谷县发生的故事，隐藏的是大明王朝“靖难之役”中的一段历史。景阳冈，说的是南京景阳楼，同时，也暗藏了李景隆。阳谷县的紫石街是紫金山、石头城的缩写，狮子桥也是南京的一处风景。施耐庵形容武大郎“三寸丁，谷树皮”，说的是朱棣的兄弟谷王朱橞（木字辈）。

把这几个符码串起来，说的是靖难之役的最后一战，谷王朱橞、曹国公李景隆做内应，打开金川门（西北门）迎接朱棣进城的历史。朱棣一进南京城，中文武百官早就跪在道路两旁，高呼万岁，等于是举行了一场入城庆典仪式，所以是“西门庆”。

王婆曾经说过，潘金莲属虎，生于戊寅年，“新年恰好九十三岁”。戊寅年就是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年），朱元璋去世，二十一岁的朱允炆登基。翻过年来，就是建文元年，朱允炆与潘金莲同庚，都是二十二岁。武松杀嫂，隐喻的就是建文帝“削藩”。

建文帝其实早就出现在了龙虎山，就是那条雪花大蛇。朱允炆生于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的大雪节前夕，属蛇。

施耐庵就隐藏在他的《水浒传》中，而不是王道生的谎言里。此人至少活到了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，书中的“北京”即指北宋的大名府（大明府），又是货真价实的明朝都城。武大郎居住在紫石街，但是，却是“赁房居住”，这处细节就隐写了朱棣迁都。

施耐庵笔下的武松，出自龚开的《宋江三十六人画赞》，“酒色财气，便要杀人”才是真正的武二郎。这个武松肯定有一个哥哥，他就是武大郎。

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没有历史，却真有一个哥哥。

至于后来把武大郎改名为武植，武植的后人状告施耐庵的后人，要求为祖先恢复名誉，则更是荒唐的故事。因为，在这个荒唐的故事中，污蔑武植的人，名字就叫黄堂。